中国有自己的历史理论体系吗？——中国近现代史上十大思想文化人物评说（前言第二节）

　　中国有自己的历史理论体系吗？——《中国近现代史上十大思想文化人物评说（前言第二节）

　　二，什么是历史学？历史学的社会功能是什么？

　　要回答清楚：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因为，这两个概念的定义涉及到一系列复杂问题，也涉及到不同民族的哲学观和科学观等综合问题。

　　史，这个词汇早在甲骨文时代就已经产生了，象形的是判事的巫师或者判事的吏员，《说文》诠释道：“史，记事者也，从又，执中，中正也。”。所以，在中国古代，“史”与“事、吏”的词义是相通的，带有伦理学（含自然伦理原则和社会伦理原则）的价值判断涵义。

　　英语history和annals这两个词汇，被中国翻译成为“历史”，指“经历、记事、编年”，但没有其他的意思。

　　现在我们经常使用的“历史”一词，中国古代词汇中是没有的，这是梁启超（1873——1929）在建立自己的“新史学”的时候，从日本词汇中直接选用的，而日文中的“历史（れきし）”，是日本人根据中国古代的“歴”和“史”这两个单词所组构的，属于音读词汇，也就是仿汉语的发音，文字也是汉字“歴史”；但是，日本的“歴史”词汇意思和中国古代的“史”和“春秋”还有所不同，日本人是按照中国文字中的“歴（经过，分明）”和“史（记事）”这两个单词涵义进行的强行组合，这样，日文中的“歴史”一词反而与英语history的意思更接近了，却与中国文辞中的“史”和“春秋”的丰富内涵相去甚远了。

　　由于梁启超著作“新史学”的时候毕竟只有29岁，所以，他当时将“历史”定义得极其混乱，他常常把“史；史学；历史；历史学；历史科学；历史哲学；历史观”混淆不清，他认为：“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事物之变化也；……进化之义既定也；……而求得其公例者也”（《新史学·史学之界说》）。显然，梁启超当时是把西方社会学中的一些历史科学理论或者自然科学理论的定义，当成为历史或者历史学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梁启超100年前的语义矛盾问题，今天依然没有被我们现代中国人所克服，这，实在是不应该。而之所以造成这样的语义混淆不清的问题，笔者认为，主要是因为我们审视这些概念的立场是西方化的。20世纪，中国各知识领域都有因为搬用欧美社会科学理论而造成了中国语言的空前紊乱问题，这个因为语境错位造成的中国语言中的紊乱问题，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得以解决。

　　为了论证清楚“历史学”和“历史学的社会功能”这两个 概念的涵义，我们有必要事先对中国和西方的历史学发展情况做一点简要描述：

　　1，中国古代的《春秋》和史书的本义和功能

　　中国夏商周时代，国家与地方部族中，设置了两种官员，一种是测定天地自然象和制定历法的天官，一种就是专门记录人、事、言的史官，这两种官员常常是互通的，他们为国家的礼官制定各种礼仪法律提供天地人文的理论根据，也为农牧业生产管理提供各种理论材料。当时，凡是史书，均称之为“春秋”。为什么会把史书称之为“春秋”呢？这是因为当时的史官和天官不分彼此，他们是按照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的时间区间去记载各种天地自然象和人类社会中的“人、事、言”的，这正如唐朝刘知几（661——721）所说：“《春秋》也，以事系日，以日系月；言春以包夏，举秋以兼冬。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史通·六家》。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春秋史”，与当时中国已经进入成熟农业时代的人们按照四季空间去定位时间的习惯，有很大关系。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都有自己的史官和编年史，公元前500年左右，孔子以鲁国史为中心，编辑过一部记录周朝各诸侯国的人、事、言的编年“春秋”，字数约2万字，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部孔子编篡的春秋史并未全本流传下来，其很可能已经编著进其他的史书典籍中去了，著名的春秋三传中，可能就有孔子的春秋资料，总之，孔子开创了中国统一国家文明史的先河。

　　孔子编著《春秋》的目的究竟是什么？长期以来，人们各说不一，唐朝刘知几认为：“略外别内，掩恶扬善，《春秋》之义也。”（《史通·曲笔》），在刘知几看来，孔子著作《春秋》的目的，就是为了给社会提供一种伦理是非的标准，“逮仲尼之修《春秋》也，乃观《周礼》之旧法，遵鲁史之遗文；据行事，仍人道；就败以明罚，因兴以立功，假日月而定历数。籍朝聘而正礼乐；微婉其说，隐晦其文；为不刊之言，著将来之法，故能弥历千载，而其书独行。”（《史通·六书》）。

　　这就是说，春秋时代的孔子著作《春秋》的时候，就已经确立了儒家修史的几大原则，一是按照时代的兴衰成败情况去推论当事人的历史所为，也就是今天我们说的按照历史当事人是否是推动和阻碍了社会进步的原则去确定当事人的历史功劳和败绩；二是按照周礼中的伦理原则去确立史书的历史价值观倾向，也就是事先确立善恶观，并按照这样的善恶观去编辑历史中的人事言；三是提炼历史当事人的言论，也就是尽量将当事人的言论高度概括化，使之能够成为指导今后人们言行的千秋言论。孔子的这种修史观和修史方法究竟对不对，我们暂且不论，但是，我们至少可以确认，春秋时代，儒家已经建立了自己比较系统的历史观和方法论。

　　如果说孔子的《春秋》已经确立了儒家的史学观和史学方法论的话，那么，中国历史上的黄老道家或者倾向黄老道家的历史学家们也有自己明确的历史学观和历史方法论，这，在《吕氏春秋》、《淮南子》和《史记》中就看得非常清楚。比如，吕不韦就是以天地之道而论人的历史社会形态的，他说：“天道圜，地道方，圣王法之，所以立上下。何以说天道之圜也？精气一上一下，圜周复杂，无所稽留，故曰天道圜。何以说地道之方也？万物殊类殊形，皆有分职，不能相为，故曰地道方。主执圜，臣处方，方圜不易，其国乃昌。”（《吕氏春秋·圜道》）。而司马迁也把自己治史的原因和原则也说的清清楚楚，他说：“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史记·太史公自序》）。

　　而且，司马迁还把西汉前期和自己著作《史记》的史学观和史学方法说的明明白白，他说：“维我汉继五帝末流，接三代(统)业。周道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闲出矣。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闲，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曰 ：‘于戏！余维先人尝掌斯事，显于唐虞，至于周，复典之，故司马氏世主天官。至于余乎,钦念哉！钦念哉！’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夡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着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第七十。”（《史记·太史公自序》）

　　通过以上对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历史学观和相应方法论和以司马迁等为代表的黄老道家历史学观和相应方法论的对比，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西汉以前的中国历史学的异同情况，儒家的《春秋史》，是以似水流年的时间空间为坐标，而以周礼中的善恶观为自己的史学基本裁判原则，史学表达形式则是人、事、言的混编。而以《史记》为代表的具有汉初黄老道家色彩的历史学著作，则是打乱了似水流年的混编史学形式，而按照“科条”的 方法，也就是按照分门别类的方法对历史中的人、事、言进行的编篡，这样的史学原则是“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也就按照当时天官们所测定的天地运转规律和养生家及医家关于人性的相关知识，去作为自己裁判历史的标准。

　　可以这样认为，中国早在西汉时代，就已经建立了自己的不同学派的历史学体系，其中主要是儒家的以周礼确立历史审判原则和道家以天道确立历史审判原则的历史学体系，这也是后来的中国之所以能够长期保持自己的大一统文明形态的关键。但是，中国的儒家和黄老道家的不同历史学体系，长期存在着的理论原则的冲突，西汉末期的扬雄，曾经为此进行过一次整合努力，这，就是他建立的《太玄》和《法言》理论体系，但是，非常遗憾地是，由于种种原因，扬雄的历史学思想体系后来一直没有得到后人应有重视，这个问题，我将在另一章节中专门论证。

　　2，西方历史学的本义和功能

　　我认为，西方（主要指欧洲）在伏尔泰（1694——1778）著作《风俗论》之前，基本没有系统的历史学著作，历史学，也并未成为欧美社会中的显学。据说，西方在古希腊时代就有了与孔子同时代的《希罗多德历史》，在古罗马时代，又有了《塔西佗历史》和《高卢战记》，但是，这些典籍都是在欧洲中世纪的时候，由一些宗教经院中的学者收集各种残片和阿拉伯典籍整理成书的，其真实度非常可疑，而且，欧美人平常也很少注意到这些据说是西方古代的历史典籍，这些典籍在19世纪前基本没有对欧美社会产生过什么作用。这正如美国J.W.汤普森所说的那样：“直至19世纪以前，人们认为最古老的历史就是希伯来史。这在《旧约》中有文字记载”（《历史著作史·一分册》P1 商务印书馆）

　　也许汤普森的评说夸张了一些，但是，至少在伏尔泰著作《风俗论》之前，欧洲人主要是通过《圣经》和《荷马史诗》这样的文本去了解自己的历史的，尽管著作《希腊历史著作和阿波罗》的威拉摩维茨-米林多夫说西方人的历史典籍和自然科学一样，都建立在希腊人奠定的基础之上，但是，希腊古代的所谓历史学家，其实都是一些民间的说书人，就和那个瞎眼的流浪诗人荷马一样，他们口头中的历史，虚假成分占有很大一部分，富于戏剧色彩的故事情节往往多于历史事实本身，这在据说是古希腊“历史之父希罗多德”的《希罗多德历史》中也表达得非常清楚。其实，西方在19世纪之前的史学情况，我们中国人可以通过参照西藏的“格萨尔王”的民间史诗情况，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由于西方没有象中国这样的悠久农耕传统和如此规范的国家政治组织形态，所以，他们的历史学家们的时间空间观念往往很薄弱，他们的历史编年，常常是随意的，没有严格的年表和历史时空秩序，即使是伏尔泰开创的通史历史著作模式《风俗论》，也没有完全超越西方古代历史的“说书”性质，因为，他的这部历史著作，本来就是给贵妇人讲世界希奇事情的讲稿。

　　西方在18世纪之前为什么没有系统的史学体系，其实，通过中国的历史学史，还可以参照出其一些原因了，因为，任何历史和历史学的建立，都具有两大特性，一是人类必须事先确立出对时间空间的动静定位参照系，二是必须事先确立基本的历史伦理原则，特别是自然伦理的原则。这就是说，中国之所以能够在西汉之前就已经建立出自己的系统历史学，那是因为中国已经在西汉之前建立了自己的周礼善恶原则和天文地理的自然伦理原则，特别是自司马迁建立了“天人之际，承敝通变”的史学原则，中国的史学才真正进入了一个历史科学的时代，也就是寻找到了使用非人为主观的自然伦理原则去裁判人类自己的历史的方法。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推论出一个历史学的产生原则，这就是，只有一个民族产生了系统的天文地理等自然科学知识体系以后，这个民族才可能真正建立出自己的人类历史学，因为，归根结底，自然、社会、人这三者是彼此不分的关系，人类必须要先认识自己的外部世界，然后才能够清楚的认识到自己的社会形态及其人类自身。于是，我们又可以推论出另一个重要命题，这就是，中国因为在西汉时代已经建立出了自己的史学知识体系，因此，在西汉之前，中国就已经产生出了自己的自然科学知识体系。

　　从西方历史著作史的情况上看，西方历史著作主要成就是在18世纪以后，其与西方社会形态的剧烈变革有直接的关系，也与该时代的自然科学知识大量产生有直接关系，所以，西方的大量的历史著作带有该历史时期的强烈时代印痕，其主要表达在两方面，一是象维科这样的《新科学》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开始问世，二就是象法国奥古斯丁·提埃离（1795——1856，著作有《诺曼人征服英国史》）和朱理·米细勒（1894——1874，著作有《法国史》）这样专门记载当代社会革命史的历史学家开始出现。

　　西方的历史学，是西方历史时代剧烈变迁的应运产物，也是伴随着西方自然科学的一系列新发现而逐步成型的。那个时候，关心历史的学者们大致分为了两种，一种就是象康德、黑格尔等这样的从自然科学和数理的抽象思辩理论的角度去思考历史的学者，所以，他们是理论家，成就大多表达在探索历史哲学和历史科学方法论方面；还有一种就是法国奥古斯丁·提埃离和朱理·米细勒等这样的出身于一般市民的历史学家，他们是从“人民”的角度去看待历史的，也就是从争取“民主、自由”的角度去审视历史原则的，这样的历史学家往往对历史革命的变迁情况更感兴趣。这样的情况，就注定了西方自18世纪以来的史学有以下两种情况，一是他们对历史中的人、事、言评说著作大大多于对历史中的人、事、言的记叙著作，二是他们的历史科学探索和历史方法研究著作大大多于历史考据著作。这两个西方历史著作的特点，一直贯穿于西方历史学，直到美国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问世，我们也可以发现，其书中对人、事、言的评说大大精彩于对人、事、言的记叙，该作者更象是个历史问题的评论家。当然，德国的维尔纳·斯泰因的《人类文明编年纪事》到是没有什么评说的成分，这部巨著简明的记叙着历史中的各种事件，但是，这部巨著有两个特点，一是作者以自己的祖国为中心在记叙着“人类文明”，二是该著作虽然脱离了西方历史著作中的“说书”问题，但是却也更象是部流水帐，“人、事、言”的历史三要素在其著作中没有有机的结合起来，所以，读起来味同嚼腊。

　　我认为，目前西方的三部历史著作，基本可以概括的表达出西方历史学现状和最高水平，一是英国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二是美国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三就是德国的维尔纳·斯泰因的《人类文明编年纪事》。汤因比的《历史研究》集中了的表达出了西方自18世纪以来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历史科学和历史方法论的概况；美国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则比较集中的表达出了西方历史学家的思维方式和历史学方法；德国的维尔纳·斯泰因的《人类文明编年纪事》则比较集中的表达出了西方编年史的现状和问题。英国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在他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同样注重的是一种历史科学理论和方法论的变迁，这反映出，西方目前的史学理论主要受制于自然科学的新发现和新的哲学观念，其史学理论和方法好象还没有真正的寻找到自己“不易”的根基。

　　通过以上对中国史学和西方史学情况的简要纵览，我们可以发现中西历史学中的这几个情况，一是过去史和当代史的对待关系与互相作用；二是历史评说和历史记叙的对待关系和互相作用；三是中国周礼伦理原则和基督教伦理原则的对称现象；四是中国黄老道家的“究天人之际”的史学标准和西方史学的自然科学标准的对称现象。中国史学偏重于过去史和历史记叙；西方史学偏重于当代史和历史评说；中国的儒家史学家偏重于使用周礼伦理标准；中国道家史学家偏重于使用天地自然生态运动标准；西方史学家则是被动于西方自然科学和哲学发现的。这就是说，中国的新史学建设，并不应该象梁启超那样大量引入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去试图替代中国传统的史学观和方法论，历史也证明，那样的“换魂大法”，对自己民族文化文明的破坏是极其惨重的，也无益于自己民族的真正进步。所以，我们而是应该在继续发扬自己的史学传统的基础上，去拾遗补缺的学习一些西方史学之长，比如，目前的中国就最应该加强当代史的研究和历史评说，这些，恰好就是西方史学的长处，我们只需要拿来使用就是。

　　同时应该指出的是，西方社会从古至今，国家政府机构一般都不设史官，研究历史科学和历史哲学的人，主要是“学院派”，也就是一些学者，其次也有不少民间学者，如同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的民间历史学学者那样。而著作历史典籍的人，主要是民间学者，其次是那些“学院派”。这就是说，在西方社会中，写历史和评说历史的人，大多都来自于市民社会中，政府不干预这些历史研究和著作。这，大概就是西方社会之所以能够产生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原因吧，因为，是市民社会在制造着社会历史伦理价值的走向。

　　相比之下，中国在隋唐以前，基本上是民间历史学家和官方历史学家共同存在，或者，这两者的身份比较模糊，比如，司马迁既是国家的史官，但是，他著作《史记》又是他的个人行为，并非官方指派，所以，25史中，隋唐以前的史著，大多是个人作品。到了隋唐以后，尽管民间的历史著作层出不穷，但是，由于政治的原因，或者说是官方独揽了历史资料，所以，便有了“正史”和“野史”之分了，所谓的正史，当然就是指的那种由官方人员编撰的历史典籍，就如25史中的隋唐史以后的史著那样。而所谓的野史，便是指那些历史资料严重不足的民间历史著作，这样的“野史”大多不得不带有文学性，这虽然在客观上帮助了中国历史小说和其他历史文艺作品的发展，但是，却也在客观上造成了中国所特有的“民间历史价值观”和“官方历史价值观”的两种对待情况，这样的情况到现在也还在持续演义于当今中国社会生活中。但是，制定国家政策和社会伦理，人们的依据又不得不依靠那些资料相对丰富的“正史”，所以，中国自隋唐以后，社会伦理原则往往是被动于着官方历史学体系的，这，大概也就是中国自隋唐以后，社会伦理价值观越来越出现“官本位”社会文化现象的重要原因吧。这就是说，要建设中国的民主社会形态，恐怕应该改造两个中国传统历史学现状，一是社会应该开放历史资料，让人们共同享受历史资料资源，二就是应该鼓励民间历史学家按照自己的“人民”立场去著作历史典籍，这样的史学结构改造，才是一条建设中国民主社会的正道，而不是去搞什么“反封建主义历史”的文化革命运动。

　　综上所述，我们现在可以这样定义“历史；历史学”和“历史学的社会功能”了：

　　历史，是人类对自己文明中的人、事、言的延续记叙。历史，是个动态空间中的静态时间概念。历史由“人、事、言，时间”四者所组构。其有“一曰偏纪，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刘知几《史通·杂述》）等多种表达形式。应该说，人类的所有知识形式，都存在着记叙和记忆的史学问题，所以，都存在着自己的历史。

　　历史学，是人类对自己的历史材料进行筛选和组合的知识形式。历史学，是个静态时间中的动态空间概念。历史学是由历史、科学、哲学、人性学及其时间空间五部分有机组合而成。

　　历史的功能，主要有二，一是从空间中的时间角度去组构和联系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整体形态；二是为当代人提供现实伦理和人事言的成功失败例证。

　　历史学的功能，主要是二，一是从时间中的空间角度去研究自然、社会和人的三者运动变化关系；二是为当代人提供社会科学的理论的基础方法学知识。

　　历史，是历史学的形，是历史学的最终结果；历史学，是历史的神，是历史的理论文化概括。历史和历史学如同阴阳不可分的彼此作用关系。

　　历史的社会功能，主要体现在社会伦理、教育、文学艺术，以及各知识领域的记忆记叙方面，其功能作用是为人们提供言行的例证。

　　历史学的社会功能，主要体现在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以及其他科学知识领域方面，其功能作用是为各种知识形态提供系统和生态运动的结构机能。

　　3，历史学研究的结构公式

　　历史学的几个研究要素是历史（含人、事、言）；科学（主要指方法）；哲学（主要指宇宙观）；人性学（主要指人性知识）；时间空间（坐标分析标准）。由于历史学的根本目的是求真和研究历史事物发生发展的因果关系，所以，中国古代历史学家认为历史研究往往受到研究当事人的“史德、史才，史学、史识”的限制。

　　关于历史研究者应该具备的史德、史才，史学、史识这四个素质，最早是由唐朝史学评论家刘知几在《史通》中提出，清朝历史批评家章学诚（1738——1801）在《文史通义》中加以发徽，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也有过自己的论述。

　　这里，我对他们三家提出的这四个历史学者的素质问题，做一点简要综述：

　　史识。刘知几认为史识就是：“夫人识有通塞……乌足以辩其利害，明其善恶。”（《史通·鉴识》）；梁启超认为：“史识是讲历史家的观察力。”（《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史才。刘知几认为史才就是：“盖察其所由”（《史通·核才》）；梁启超认为：“史才专门讲作史的技术（含剪裁、排列、文采）”（《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史学。刘知几认为史学就是：“夫史之叙事也，当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若斯而已可也。”（《史通·史识》）；梁启超认为史学是：“贵专精不贵杂博”（《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史德。刘知几认为史德就是：“夫人稟五常，士兼百行，斜正有别，曲直不同。若邪曲者，人之所贱，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贵，而君子之德也。”（《史通·直书》）；梁启超则赞同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史德》中对“史德”的定义，认为史德就是“心术端正……乃是对于过去毫不偏私，善恶褒贬，务求公正。”（《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他们所说的史识，其实就是指的历史学研究者所应该具备的历史哲学观；他们所说的史才和史识，其实就是指的历史学研究者所应该具备的历史科学方法；他们所说的史德，就是指的历史学研究者所应该具备的道德素养。如果说，对于历史学研究者来讲，史才，史识，史学这三者都还好解决的话，那么，史德问题，就不是那么好解决的了。

　　究竟什么是“德”呢？现在的人们常常把中国古代的“德”理解成为了遵守某种社会伦理及纪律的言行现象，这，其实是一种误解。中国古代，最早论述道与德问题的，是老子，管子是最早把“道”和“德”联系在一起进行诠释的人，但是，对“道德”一词做出最规范诠释的，当属西汉思想家严君平的一系列论述。

　　老子说：“是谓玄德；同于德者；常德不离；是以有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上德若谷；德善；德信；其德乃真；其德乃长；其德乃丰；其德乃厚；其德乃普；他德司契，无德司徹；”

　　贾谊说：“德有六理，何谓六理？曰道、德、性、神、明、命。此六者，德之理也。……德有六美，何谓六美？有道，有仁，有义，有忠，有信，有密，此六者德之美也。……道者无形，平和而神。道物有载物者，毕以顺理和适行。故物有清而泽。泽者鉴也，鉴以道之神，模贯物形，通达空窍，奉一出入为先，故谓之鉴。鉴者所以能见也，见者目也，道德施物精微而为目。……性者，道德造物，物有形而道德之神专而为一气，明其润益厚矣。浊而胶相连在物之中，为物莫生，气皆集焉，故谓之性。……命者，物皆得道德之施以生，则泽润性气神明，及形体之位分、数度，各有极量指奏矣。此皆所受其道德，非以嗜欲取舍然也。其受此具也，礐然有定矣，不可得辞也，故曰命。命者，不得毋生，生则有形，形而道德性神明因载于物形，故礐坚谓之命。”（《新书·道德说》）

　　严君平说：“道德，天地之神明也；天地，道德之形容也。何以明之？道德包万天地也，庄子（注：指严君平）曰：夫天地有类而道德无形。有类之徒莫不有数，无形之物无有穷极。”（《道德真经指归·道生篇》）；严君平又说：“上德之君，性受道之谶妙，命得一之精微，性命同于自然，情义体于神明，动作伦于太和，取者合乎天心”（《道德真经指归·上德不德篇》）；严君平又说：“道德无为而神明然矣，神明无为而太和自起，太和无为而万物自理。”（《道德真经指归·大成若缺篇》）

　　扬雄说：“行重则有德”（《法言·学行》）；“德表。曰：莫知作上作下。言天、地、人经，德也”（《法言·问道》）；“群言之宗，德行也。”（《法言·孝至》）

　　如果说中国的儒家历史学者所说的“史德”，是指周礼中的一系列伦理规范，那么，我们通过老子、贾谊、严君平和扬雄的理论思维，就可以发现，他们所说的“德”，则是从求真求是及其性命之道上去定义的，老子和扬雄都确立了“德”是一种运动发展的范畴，是一种具有普遍社会通用原则的社会规范，是一种执中而不偏激的心理现象，是一种天地人的和谐发展之理。当事人如何获取到这样的“德”呢？严君平诠释得最好，他说：“道德无为而神明然矣，神明无为而太和自起，太和无为而万物自理。”，这就为我们掌握“德”指归出了可操作的具体方法，这就是无为自理的性命自然之途。这就是说，只有当事人将自己的后天各种思想约束超越以后，同时通过自己的性命修养，使当事人自己尽可能返朴归真到“自然”的身心状态，自己不为社会中的名利场及其身体欲望所累，这个时候，你才会真切体会到裁判历史的“道德”标准。

　　历史，是人类特有的一种记忆功能的社会文化表达；历史学，是人类特有的利用自己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总结出来的科学和哲学等知识去裁判历史的一种社会文化表达。

　　历史学和自然科学有个很大的不同，自然科学只根据事先给定的局部物理和数学条件去实验和规定出对象的往复循环功能结构，自然科学的研究主体，是人的认识对象范畴中的物理现象和数学表达公式；而相比之下，历史学则是从整体生态的角度去研究“自然、社会、人”的共同运动规则，历史研究的主体是人和人性。这就是说，自然科学从来都不考虑人与自然及其社会的的综合作用因素在知识中的作用问题，而历史学则必须要考虑进人的主体和各种自然及其社会存在的感觉关系因素，这样，无疑就给历史学研究者提出了个大难题，这就是，历史学研究当事人不先把自己的思想认识清楚，你无论如何也寻找不到自己裁判复杂的人与自然及社会关系的标准，所以，你也无法正常进行历史学研究！

　　如果说只要掌握了数学和物理的基本知识，人们就可以从事一般性的自然科学技术工作，那么，当自然科学研究者进入到“已知”和“未知”的极限情况下的时候，他就失去了过去以往的数学公式和物理定律的支撑了，这个时候，科学家必须自己创造新的数学符号和公式去表达自己对物理世界的新发现和新猜测。同理，由于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是自然、社会与人的生态有机现象，而历史的主体是人，所以，历史学研究者进入到“已知”和“无知”状态的时候，必须去寻找到自己裁判历史的标准，这样的裁判标准只可能是人的性命的本身，而不可能是其他！严君平认为“性受道之谶妙，命得一之精微，性命同于自然，情义体于神明，动作伦于太和，取者合乎天心；道德无为而神明然矣，神明无为而太和自起，太和无为而万物自理”，就是指的这样的情况。这就是说，只有当事人本身“无为”到了相当的程度，他的历史学研究才可能具备接近真理的基本条件。

　　人类永远不可能接近历史的绝对真实和可信境界，这是因为人类的记忆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失忆情况和人类的理性认识存在着固有的狭隘及其自然、社会和人本身处于在不断的流变之中的多种情况所造成的。但是，人类的历史和历史学，也的确因为历史学者的素养，而存在着他们的历史著作距离真实可信的大小程度问题，这就如同人爬山观景的那样，总是存在着有的人爬得高看得远和全，和有的人爬得不高存在着对山景的认识不真实的问题。而历史学根本取决于这样的一个历史学等式：

　　 F== AABCDE

　　式中：

　　F——历史学的真实可信度；

　　A——史德；这样的史德又等于A==1/G，G==历史学者的史学观的局限量，如果史学研究者在研究历史的时候被社会局限的因素G越多，那么，史德A就越小，当然，历史学的真实可信度F也就相应会小；史德A是平方关系式，对F的影响甚大；

　　B ——历史（主要指历史研究者所掌握的人、事、言的材料数量和质量的多寡）；

　　C——历史哲学（主要指历史学研究者所具备的哲学知识修养的深浅情况）；

　　D——历史科学（主要指历史学研究者所具备的古今中外的科学方法的多寡情况）；

　　E——历史学者对自己的性命认识的深广程度；

　　这个公式中，史德A和性命自知程度E，合成为历史学研究者的“无为”史学观。

　　如果说自然科学家是可以培养出来的话，那么，真正的历史学家是培养不出来的，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历史学家，一定与当事人的先天的素质有关系，这样的人的人性中，必须存在着相当的自然本性，而且，他们能够在一生中长期保持这样的自然本性，不会因为种种社会因素而磨灭掉他们人性中的自然本性因素，而这样的自然本性，就是他们裁判历史的标准。笔者的这个观点一点都不神秘，这就是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根本道理！

　　我们很难相信，一个自私的人能够真实的认识历史，我们更难以相信，一个被某种政治和经济的理念和利益因素所制约的人，能够去忠实的表达历史。如果说，自然科学对当事人的道德素养没有什么要求的话，那么，历史学研究则对当事人的道德素养有很高的要求！这，是现今的人们应该明白的道理，这，也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道德文章”的道理吧。

　　历史学与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教育学、法学、心理学等学科有对待作用关系，历史学既是这些学科的基础学问，同时也需要从这些学科中去吸取各种知识营养。历史学本身不与社会发生直接作用，而是通过这些学科再去与政治管理、经济管理和文化艺术管理产生作用，所以，历史学不应该过多干涉现实问题，现实问题，只不过是历史学进行自身研究的一种材料。中国自辛亥革命以来，特别是自梁启超和郭沫若等历史学者以来，中国一些历史学者常常过多将历史学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管理具体操作问题相杂，他们的身份也常常穿插于社会革命家和社会活动家之间，这是很不妥当的！这会很容易使研究当事人陷入某种狭隘的政治和经济或者文化利益立场，这也是严重破坏社会科学学术的应有程序的。历史学研究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基础科学，历史学研究者应该坚持住自己的两个基本立场，一是他们既要高度关注现实，又应该与现实社会的各种具体问题保持相当的距离，以防止自己被现实的名利场所牵制住，从而导致自己的史德下降，二是他们必须长期生活在现实基层民众之中，以与民众保持住思想情感的一致性，因为，民众和世俗是历史学者的母体！

　　2002年2月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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